不同的是，在雅典，埃蒙斯让观众瞠目结舌；在北京，熟知他悲剧故事的中国观众，当目睹这位美国人再一次成为悲剧主角时，给了他最热烈的掌声。尤其是埃蒙斯离奇失利后，还能友好地去拥抱中国冠军邱健的风度，更让中国观众深受感动。

    突发奇想：如果埃蒙斯是中国选手，他能获得如此热烈的掌声与真诚的安慰吗？

    如果在20年前，埃蒙斯会是第二个李宁、第二个朱建华。

    三次打破世界纪录的朱建华，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没能获得金牌，家里玻璃被砸；而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3枚金牌、被誉为“体操王子”的李宁，4年后兵败汉城（现首尔），甚至难堪地倒挂在吊环上，最终空手而归；转眼间由时代的英雄，变成时代的“弃儿”，有人甚至给他寄去刀片和上吊绳。

    《李宁：冠军的心》一书中这么写道，“一些报道竟指责李宁‘不知羞耻’，还有人把李宁称为‘体操亡子’。回到北京后的李宁，因为害怕别人责骂，甚至连银行都不敢去”。

    20年前，如果一个本来稳拿冠军的中国选手，因为最后一枪而失去了奥运会冠军，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但今天的中国，不再是20年前外国媒体评价的，“一个输不起的民族”。一个运动员身上，再也不用背负曾经沉重不堪的政治重负。

    在17日晚北京奥运会田径比赛中，被称为“朱建华第二”的黄海强参加了跳高比赛，但这个称呼只是源于运动天赋，他注定不会成为“朱建华第二”，因为他们之间隔了20年。

    在北京奥运会赛程过半时，中国选手已经获得35枚金牌，超过了雅典奥运会。每一枚金牌的获得，都得到国人的欢呼；而名将的每一次失手，也得到国人的理解，大家给予的是理解与安慰，而不是嘲讽与辱骂。

    事实上，李宁在8日晚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担任万众瞩目的主火炬手，此中意蕴，耐人寻味。至今不愿回忆兵败汉城（现首尔）一幕的李宁，当他举着火炬在祥云中“飞奔”时，他与国家、国民，彼此满怀敬意。

    这是中国之幸，中国体育之幸，中国体育选手之幸。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中国选手像埃蒙斯那样意外失手时，他同样会得到像北京射击馆里一样热烈的掌声。悲剧英雄，也是英雄。

    中国人曾经被看作一个不会欣赏悲剧的民族。在西方，悲剧历来被认为是戏剧中的冠冕，而中国人更爱好皆大欢喜的喜剧，戏谚有“无丑不成戏”之说。

    但是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观众献给埃蒙斯、献给失利的奥运选手们的掌声与安慰，却证明现在的中国人，早已能够在精神上接受悲剧并为之震撼与感动。

    悲剧，永远比喜剧更有震撼力。很多年后，我们或许会忘记谁是奥运冠军，却仍然会记住这个把头埋在妻子怀里流泪的男子。而他也会记住中国，一个能够欣赏悲剧并尊重悲剧英雄的国家。     (记者 肖春飞)

  新华网太原４月３０日专电（记者滕军伟）随着手机的普及，逢年过节给亲朋好友发条短信成了现今最流行的问候方式，而习惯了被节日短信包围的人们发现，“五一”节前却清静了不少，收到的祝福短信寥寥可数，而表达对劳动者祝福的“精品短信”更是凤毛麟角。

    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谭克俭认为，在这个祝福短信被大量复制\群发的年代,劳动节的这种短信“冷清”多少有些尴尬，短信“冷落”了劳动节的背后，是劳动节内涵的缺失以及社会对劳动者的重视观念的淡化。

    祝福短信“缺席”劳动节

    “五一”节前夕，在太原市某银行上班的李小姐发现，往常每逢节假日，各种祝福短信总会蜂拥而来，可这几天自己的手机却是静悄悄的，“到现在我连一条祝福劳动节的短信都没有收到，春节时我收到了好几十条呢。”李小姐说。

    记者又随机采访了几位高校学生，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他们中大多数人表示没有在“五一”节期间发送祝福短信的习惯，也很少有人收到此类的短信，并没有觉得奇怪。至于原因，他们都表示“说不清楚”。

    是所有节日的短信都少了，还是只有劳动节受到如此待遇？记者登录了一家专门提供节日短信的网站，看到里面列出了各种节日的祝福短信，粗粗数了一下，发现春节短信有６３页，情人节短信有５６页，圣诞节短信有３６页，而关于劳动节的短信只有２页，而且均无法打开网页。

    ４月２８日和２９日，记者一共收到了两条“祝福短信”，内容都和劳动节无关，一条是“五一长假怎么过？用石头砸警车，赢得看守所食宿全包超值七日游，砸两辆还送精美手链一条、时尚囚衣套装、警车接送等，砸得越多惊喜越多，前一百名还可与警犬嬉戏。”还有一条是“五一来临之际，凡在本人心中有一定地位者，本人将送上价格一毛钱的短信一条，以表祝贺，明天将由本人请客到五星级饭店，看人家吃饭！”

    “劳动节”还是个节日吗？

    和劳动节“受到冷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另外一些节日，短信过多过滥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春节期间，广州有网友发起“抵制短信拜年运动”，甚至列出了短信拜年七大“罪状”，认为短信拜年“造成尴尬、稀释人情、帮运营商赚钱、网络堵塞、审美疲劳、容易受骗、让社会冷冰”。

    这种冷热两重天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李小姐说：“虽然过节发短信都是转发、群发，短信内容也都差不多，但能收到就很开心，一方面说明别人还记得你，另一方面说明大家都重视这个节日。可是‘五一’劳动节却没有短信，好像大家都忘了这是一个节日，而只是一个休闲玩乐的长假。”

    在众多的节假日中，很少有劳动节这样“寂寞”的节日，元旦、圣诞、情人节自不必说，即使在教师节、记者节、护士节等这些专门的节日里，过节的人都能收到不少或真诚或幽默的短信，让人感到一丝欣慰和鼓舞，也是对其工作和社会地位的肯定。反观劳动节，祝福短信屈指可数，缺少了对劳动节的主人――劳动者的真诚的问候和祝福。

    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者共同的节日。每年这一天，各国都会举办各种盛大的活动。在建国初期，我国的劳动节也是如此：人们涌上街头，参加各种庆祝集会或文体娱乐活动，并对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进行表彰，使劳动者感到无上光荣。

    有关部门能否给劳动者发条祝福短信？

    此前曾有专家指出，“五一”节放长假，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纪念伟大的劳动者，宣传尊重劳动者的社会意识，保护劳动者权益，唤醒全社会热爱劳动、用劳动改善生活的意识。

    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谭克俭说：“如今，‘五一’节更看重的是长假，而不是劳动的内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节给人的内涵就是休息的长假，而不像春节、元旦等节日表达了喜庆的内涵。节日的意义淡了，祝福短信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谭克俭建议说，政府部门或工会组织可以在“五一”劳动节前编写一些有意义的短信，以群发的方式发给劳动者，这不失为一种宣传纪念方式，可以鼓励大家重视劳动，宣传以劳动为荣的观念。但他同时指出：“社会对劳动和劳动者的重视应该是自发形成的，不能由哪个部门刻意去追求，那样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一笔糊涂帐：谁是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部门？

    最近，长春市民朱力明向记者诉说了他的苦恼，他手中有３个计算机证书，却不知哪个更权威。朱力明称，上大学时，他参加的是教育部门设立的全国性计算机考试，毕业后找工作时，应聘单位要求考劳动部门的计算机高新技术考试，后来在单位，又被要求参加人事部门的计算机水平考试。

    据了解，劳动部门的计算机高新技术考试，主要针对劳动者就业，是以应用为主，与国家职业标准、就业政策及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相衔接的实效性考试；教育部门设立的全国性计算机等级考试，是从教育层面，对计算机理论知识及基础能力进行的考试；而人事部门的计算机水平考试，是对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进行的考核。劳动、教育部门组织的计算机考试成绩，不能用于评职称，人事部门评职称组织的水平考试，也不能当文凭或职业资格证去求职。

    据了解，朱力明遇到的这种问题在职业资格管理中不是个别现象，其根源在于职业资格管理权分散，部门各自设立职业资格，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职业资格制度体系。

    此间专家认为，当前职业证书市场存在四方面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缺乏规范，证出多门。各部门、机构推出的认证种类繁多，认证交叉重复，证书的权威性难以判断。仅计算机应用技能的认证，目前就有教育部、劳动保障部、人事部、信息产业部及协会、商业机构等组织的十余类数十种认证，考试培训费用从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二是报考资格门槛随意降低。一些机构为收取更多的报名费、资料费和培训费，随意降低报考条件。三是认证内容不科学。一些机构所设置的认证考试与现实应用脱节。四是认证考试过程缺乏监督。许多认证培训机构用各种方法提高考生的"通过率"，甚至打出"包拿证"的广告，出现种种"走过场"的认证考试，其实质是花钱买证。

    "证出多门"带来三大弊病，阻碍职业教育发展

    目前，我国把职业划分为知识型和技能型两大类，分别由人事部和劳动保障部进行管理，人事部设定和组织职业资格考试的有３０多种职业，劳动保障部设定和管理的有８０多种。在实际工作中，职业资格的管理权又进一步分散到各行业主管部门，劳动保障部和人事部事实上处于从属地位。重复设定职业资格、重复考核认定等问题带来许多矛盾。

    首先是多头重复管理。在我国，各部门重复设定职业资格制度的问题十分普遍，给从业人员造成额外的负担。例如，在工程建筑、设备制造等行业，具备了设计或者建造（制造）资格的技术人员，完全有能力从事本行业的监理、咨询和质量管理等工作，取得设计或者建造职业资格后，应当能够从事监理、咨询和质量管理等同类工作。但是，有关主管部门又将其分设为设计工程师、制造工程师、监理工程师、质量工程师、咨询工程师等相互并列的职业资格，迫使工程技术人员不得不分别考取各部门设立的职业资格。

    其次，限制类职业范围界定不明确。限制类职业是职业资格制度建设的重点，也正是政府通过国家考试、行政许可管理的对象。这类职业，从业人员首先要取得职业资格，用人单位才能录用，但由于没有制定统一的职业资格体系规划，有些部门混淆就业限制类职业和普通职业的界限，把一些不必要实行就业限制的职业作为就业限制类职业进行管理，一概要求持证上岗。另一方面，对有些需要进行就业限制的职业，又没有建立相应的职业资格制度，实行就业限制。由于对就业限制类职业和普通职业未做区分，便简单化的一概要求各个职业都要持证上岗，削弱了职业资格管理的严肃性。

    第三，考核方法不科学。授予职业资格，应当以考核专业知识和能力为主，重在业内认可。但我国的有些职业资格考核，存在重公共科目考核、轻专业知识和能力考核的倾向，这种做法使职业资格在业内认可度不高。

    制定科学规则　完善"考证"制度

    专家认为，职业资格证书要改变当前"九龙治水"的局面，必须尽快制定一个规则。

    首先，一种职业资格制度的建立，不能由某个部门、协会、机构随意认定，应集中管理权，消除滥设职业资格现象。健全职业资格管理制度，需要解决好管理体制问题，统一管理权。

    其次，完善职业资格制度体系，搞好分类管理。职业资格管理涉及社会各个领域，职业资格的设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各个行业的情况，统一规划设计，形成科学合理、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同时应用于多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不能再按行业分割，应当具有通用性，这样才能有效避免重复培训、重复考核问题的出现。应明确区分就业限制类职业和普通职业，依据其对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等的影响程度，确定不同的培训考核内容和合格标准，采用不同的管理办法。

    第三，劳动部门应加快建立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督导制度，严格执行鉴定的工作规范、技术标准和管理规程，完善培训考核制度，形成培训、考核、监督有效分离的管理体制。对培训机构，采用自由竞争的管理办法，优胜劣汰；把考核逐步交给行业组织实施，发挥行业组织熟悉各职业特点，在制定职业标准上的优势，使考核环节成为提高培训质量的一个"闸门"；政府相关部门集中精力搞好职业资格体系规划、履行监督职能。

日前本刊记者收到北京某机关一位工作人员的名片，没有任何领导职务，但名字后却标着“享 受副局级待遇”字样。据知情人透露，这位工作人员原是该单位副局长，因某种原因被撤了，但仍然享受在位时的级别待遇。《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在我国不少地方，一些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待遇方面“能上不能下”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享受这种“待遇终身制”的公职人员级别在放低，人数在增加，已渐渐成为一种令民众与官员疏离的特殊待遇，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有关专家认为，要警惕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的危害，国家除给新中国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特殊待遇外，应尽快深化公职人员人事制度改革，把有关资金从这类“待遇”中转移，去解决更多百姓的民生问题。

    “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的前世今生

    所谓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就是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依法从事公务的公职人员，虽然从某个领导职务上退下来，但原来任职时的级别待遇不变。其中不仅仅是工资待遇，还包括福利、保健、医疗、交通、住房等多方面待遇。据了解，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最初仅仅是对新中国建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晚年生活的一种照顾。按照国家有关文件规定，1949年9月30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且具有相应职级的老干部可以离休，在此之后参加工作的是退休。离休和退休的待遇不同，离休待遇实行“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略为从优”的原则，其水平高于退休待遇。离休除原工资照发外，还享有在位时的政治待遇、医疗保健、补助、用车等等，并且提高干部级别。目前，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似乎成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国情”，一些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干部，也在享受着类似的特殊待遇。尽管2006年8月中央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彻底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但一个事实是，权力终身制的废除，并不等于待遇终身制的取消。本刊记者在一些报刊上、文件里也经常能看到某某的名字后面有个括号，里面写有“享受XX级待遇”之类的字样，从最低的“副科级”到“副军级”、“正部级”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被老百姓戏称为“括号待遇”。当然这些级别决不仅仅是写在报刊上、文件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相伴终生的待遇。“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的主要特征是，不在其位却享受其待遇，低职高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是历史产物，最初仅限于机关党政高级干部，可后来范围慢慢扩大到学校、科研机构、央企等领域，职务级别也在不断往下蔓延。更过分的是，有不少地方为了鼓励公职人员离开机关，对那些下海经商、不再担任现职的公职人员，也仍享受原职级的待遇。”“随着机构改革，一些城市、机构、部门、大学不断升格或撤并，享受这项待遇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多。”中国人民大学一位专门研究行政学的教授对本刊记者说。

    “有些建国后参加工作的人，就因为原来是领导，退休了享受的待遇也让人羡慕。”在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工作的一位护士告诉本刊记者，“我的病人有些每月每人的开支都在好几万元，他们一些小病也要大养，甚至还要配一部专车、一个司机每天专门送饭。”质疑“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

    我国1985年开始在机关和事业单位实施工资改革，实行了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恢复了级别设置，国家公务员的级别分为15级，领导职务从总理到副科长共10级，非领导职务从巡视员到办事员共8级。其中对领导干部的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都有明确规定。据了解，目前在公务员有关法规中对“进”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对“出”却重视不够。因此，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在一些地方就成为“潜规则”，这种将职务与级别分离，打破行政级别序列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

    首先，加重国家财政负担。“不少地方在公职人员管理使用上‘就高不就低’，把‘低职高配’作为对公职人员的激励。表面看是对公职人员人事制度的改革，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倒退。”北京市财政局一位姓张的年轻公务员表示，“因为职务与级别的分离，开了一个变相提高待遇的口子，最起码是工资、奖励、福利、车贴等，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

    其次，造成明显的社会不公。“这种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对其他人来说不公平。”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化分公司的普通员工小张，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她的看法，“比如有些央企领导，退休后也按在位时的行政级别享受待遇，而普通员工享受的是退休待遇，实在不合理。”“在我们学校，教师是按岗定酬，也就是说，即使你是教授职称，如果学校没有教授岗位，把你聘为讲师岗，你就只能享受讲师岗的待遇。而行政领导就不一样，如果曾经是处长，下来做一般行政工作人员，也依然享受处级待遇。”北京某高校一位姓王的教师向本刊记者反映，“这种现象在北京的高校里比较普遍，在内部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为此教师们意见也很大。”“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明显不公平，违反了《宪法》中的公民平等权规定及《公务员法》中的公务员按劳分配原则。”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表示，“公务员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工资待遇要充分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应当保持不同职务、级别及状态之间的合理工资差距。因此，不在同级别岗位却享受同级别待遇，以及退休公务员工资待遇与在职公务员保持一致水平没有法律依据。”在本刊记者的随机调查中，90%以上的受访问者赞同在其位、负其责、享受相应的待遇，不在其位，就不应再享有其待遇。“虽然我就是受益者，但我也认为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不公平，应该改革。”北京某机关一位将要退休的干部对本刊记者坦言，“我们单位像我这样的调研员有好几个，平时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待遇却比年轻人高，当然也引起一些人的私下议论。”“公职人员能上能下是应有的组织原则，‘低职高配’造成与百姓脱节。”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教授李明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实质上造成了一批“特权公民”，这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

    第三，强化了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意识。行政级别能上不能下，无形中强化了整个社会的“逐官意识”，强化了“官本位”，也对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形成制度障碍。

    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报考人数每年都在急剧上升。据了解，截至2006年10月24日，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并通过审查的人数已逾60万人，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岗位供求比创下1:4407的历史新高。

    “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公务员，不但工作稳定，如果能在仕途上混个一官半职，像现在很多官员一样，退下来也能有个很好的待遇。”北京理工大学一位曾经参加过公务员考试的学生对本刊记者说，“我的很多同学都有这个想法。”

    取消“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需配套立法

    受访的多数人认为，应该取消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这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善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将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我国社会保健、保险和服务机制的完善，取消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将是必然的趋势。”李成言教授说，“我国可以在借鉴国外一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公职人员待遇管理体制。”

    “各国公职人员的养老金因各国国情不同而有差异，但总体上待遇构成比较多元化，也比企业雇员优厚，这从根本上稳定了公职人员队伍。”李成言教授介绍，“这些国家通常的做法是在全民共享的养老保险待遇之外，另行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计划。”记者了解到，一些发达国家并不对退休公职人员的养老计划单独立法，而是纳入统一的国家制度体系。如美国公务员养老保险过去一直单独立法，1987年开始实行新的退休制度，新制度规定新公务员的退休待遇包括三项内容：国民社会保险津贴，基本津贴及个人储蓄计划，其中第一项纳入整个国民保险体系。新加坡公务员在1986年4月以前实行退休金制度，但在此以后，除几类人员外，初聘的公务员都被纳入了与雇员相同的中央公积金制度。

    “取消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不能‘一刀切’，应根据国情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对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保持待遇不变；对解放后参加工作并已经退休的和尚未退休但年龄超过55岁的，除了按政策保证其在职水平的工资待遇外，其他待遇可从简规定；对现年55岁以下的公职人员，退休后就不应再享受工资外的其他待遇。“可实行退休公积金制度，即每月从公务员工资中抽提一定比例公积金，并由国家补给同样数额，作为退休公积金。”“单纯取消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也可能会出现负面效应，”对此，杜立元律师建议，“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可以用廉政奖励制取代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保证其退休后生活水平不比退休前下降。奖励的标准不仅和退休前的级别挂钩，也和从政业绩等挂钩。”

    “这样不仅可以规避取消高级别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而且有利于促使公职人员在位时廉政、勤政。”杜立元律师表示，“这项制度必须通过缜密、科学的立法来保证完成。”

    对于在职行政人员级别待遇终身制的问题，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学院杨钟红副教授说：“政府机关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应做到行政人员上了相应级别的岗位，履行相应的职责，便享受相应级别的待遇。一旦岗位降低或提高，级别和待遇也相应降低或提高，真正实现不仅行政职务能上能下，而且相应的行政级别待遇也能上能下。”（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取消高干待遇终身制是个好提案

    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是解放后为安置戎马一生的开国元勋们的晚年生活留下的。而时至今日，仍然延续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不仅加重国家负担，还导致了官场作风的特殊化。

    徐光春：干部待遇报酬已经很好不应有非分之想

    [网友看两会]高干特殊待遇何时不再终身制

    日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当代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发展状况》研究报告发现，在华东六省一市许多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出口加工区，青年农民工“垄断”了几乎所有一线生产岗位。他们的去留已经关系到这些加工区的生死存亡。

    在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1200人中，67.5％的制造业农民工集中在16~25岁，是所有农民工行业中最年轻的群体。同时，一半以上（52.2％）的制造业农民工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打工者已十分鲜见。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更年轻、更有知识的农民工群体，在为自己的职业前景奋力打拼的过程中，他们的生存发展也面临着几个主要困难。

    消费高VS工资低：要定居该住在哪儿？

    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3％。即便是考虑到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客观差距，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

    本次调查的山东省是我国制造业大省，GDP总量列全国第二，第二产业比重全国第一（57.4％）。省内制造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为13019元，全国排名列第27位。研究人员推断，制造业青年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是所有打工青年中最低的，工资已经“探底”。

    与接近底线的工资水平相比，制造业农民工的消费却是“城市标准”。由于工作岗位相对稳定，制造业青年农民工明显有更多的机会融入所在城市。本次调查中，19.9％的调查对象已经在打工的城市买了房，是所有调查对象中比例最高的。

    现年26岁的“熟练工”小王是所在企业的技术骨干，正梦想成为企业技术总监。虽然他享有工伤、医疗、养老保险，是打工者中令人羡慕的“人物”，但面对城里令人咋舌的高房价，他依然在发愁：“我现在已经是大龄青年，要结婚，却不想回老家定居。住房是最头疼的问题。”目前在绝大多数地区，城市经济适用房根本惠及不到农民工群体，希望在城市定居的青年农民工都面临着“住在哪儿”的难题。

    关注高VS保障低：谁来落实保障政策？

    在2004年以来国务院连续三年的“一号文件”中，“三农”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随着国务院关于农民工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各地也推出了许多改善农民工状况的“光鲜”政策。从户口准入、清理拖欠工资、允许购买经济适用房、子女就近入学、农民工培训到推行“三险”保障等。然而调查指出，谁来落实这些政策，怎样使政策真正惠及广大农民工才是问题的关键。

    以农民工进城的户籍准入的“购房落户”为例，真正享受到这一政策、成为城里人的农民工并不多——购买商品房门槛很高，购房贷款也只青睐拥有住房公积金的城里人。因此，政府推出的不少优惠政策，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关系并不大。

    国家发改委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现有的1．2亿农民工中，举家在外的已经达到2430万人，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很难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虽然制造业农民工的保险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养老保险的投保率已达到47.9％，但是从总体来看，全行业农民工投保率最高的工伤保险，投保率平均仅为28.5％。

    即使在我国农民工社会服务工作比较好的上海，2004年外来儿童免疫接种率为65％，远远低于当地户籍儿童99％的比例。2003年，上海市外来孕产妇死亡人数占该项指标80％，其中大部分来自农民工家庭。

    期待高VS素质低：实力和背景哪个重要？

    与建筑业、采掘业相比，制造业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都是最高的。

    文化水平较高、职业相对稳定、长期处于城市文化浸染之中，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对未来发展自然有了更高的期待。他们和城市同龄人一样期待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升迁的机会等。但问题在于，一旦改变参照坐标，他们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比较优势立即就荡然无存。与城市青年相比，他们在平均教育年限、知识技能水平、可以依托的社会资源等方面都处于明显的弱势，高期待、低素质的矛盾格外突出。

    研究发现，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对自身专业技能、文化知识的缺陷存在明显的自卑感。他们生活在“人才密度”较高的环境中，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与农民工在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工作环境、生活质量等方面客观上存在的差距几乎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在分析这种差距的原因时，61.4％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毫不犹豫地把“能力”排在第一位，此外还有“机遇”（41.2％）、“关系背景”（31％）、“学历”（24.5％）等等。

    虽然三成受访者认为得到更好的位置和待遇，是家庭和亲友的背景在起作用，但更多的青年农民工已经意识到，竞争中“实力”比“背景”更重要。

    3月6日，上海市食 品药品监管局首批5名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下称“药监局”)统一培训的驻厂监督员，率先进驻了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上海莱士血制品有限公司、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合赛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上海葛兰素史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等企业。紧随其后，江苏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湖南省以及哈尔滨市的驻厂监督员也开始纷纷进驻药企。

    这是药监局针对倍受诟病的药品安全监管问题，在今年2月开始力推的监管新政。2月28日起，108名来自各地药监系统的工作人员在北京进行短期集训之后，陆续进驻药厂，对药品生产实施现场监督。

    此举激起了舆论的广泛反响：有人拍手称快，也有人质疑其是走形式，并有可能引发更新一轮的权力寻租……一时间争鸣纷起。

    而令人意外的是，这一举措的当事人——很多医药厂商却对此并不关注。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们说这件事，这大概和我们企业无关，所以药监局没有下发文件吧。”一位生产普药(通常指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或使用多年的常规药品，目前占据了我国药品消费的绝大部分)片剂的药企老总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也有部分厂商对此举前途并不看好。南京某大型医药企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药监新政刚刚开始试点，结果是未知数，“当年国有企业改革试点了三年都没有什么结果，不是十多年后才开始破题吗？企业自律是药品安全的关键，药监员能起多大作用现在还不好说 。”

　　严峻形势下的“药监新政”

    今年2月，药监局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在3月底前向血液制品、疫苗生产企业派驻监督员，并在总结派驻监督员工作的基础上，逐步向静脉注射剂和重点监管的特殊药品生产企业派驻监督员。药监局在通知上表明，试行派驻监督员制度，旨在探讨新的监管手段，建立新的监管机制。

    此前，我国的药品安全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连医药代表、医生、药企工作人员在生病时都不能保证自己不被用假药、不被乱用药。”一位在某著名药企工作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美国，占据市场的只有主要的三大医药公司，虽然我国的药企数量已经从1.6万家减少到了7000多家，但还是太多了，几百家药厂生产同一种产品，简直就是开玩笑，能不恶性竞争吗？监管人员数量相对于大量小而分散的药品生产企业来说非常有限，根本无法全部监管。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

    在经历了齐二药、欣弗、广东佰易等一系列重大药品安全事故后，今年3月2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浈在出席中国(海口)国际医药高峰论坛时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药品事故的高发期，发达国家分阶段出现的药品安全问题，我国却在现阶段集中地表现出来。“药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在这种情势下，任何药监新政似乎都应该令人期待。

    “派员驻厂”能有多大用？

    不同企业对药监新政的反应截然不同。

    “我当然赞成派药监员进驻企业了，这对我们企业太有利了。”3月21日，陕西某药品敷料生产商徐先生告诉记者。但他也表示，药监局还未向他们下发相关文件。

    “药监局根本顾不上我们这些药品包材和敷料企业，可是像胶囊这样的敷料是和药品一样直接入口的，管理应该和药品是一样的。可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对生产的要求也十分模糊，以至于正规的药厂都在进不合格的敷料。齐二药不就是这样致人死命的吗？并且更多时候，作为药品的辅料与添加剂，对人体的毒性更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不容易暴露。像我们这样的企业，也没有要求做GMP(适用于制药、食品等行业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属于监管的缺失地带，不仅不安全，而且对正规生产的企业也是打击。”徐先生表示。

    但是，由于国家药监局首批下派的药监员都是到一些高风险企业，因此，即使是在国家药企中排名靠前的一些大药厂,对此事也并不特别关注。

    “江苏大概要向三家药厂派吧，报纸上已经公布了。”南京某知名药企的一位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但是这件事在江苏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响。像我们这样的企业，针剂生产并不是主打产品，大部分产品都是普药，所以目前对此事也没有更多关注。”

    “作为国内著名的国有大药厂，安全决不是儿戏，而这种安全贯穿了药品研制、生产和使用的全过程，像我们的某一个主打产品，从80年代购买处方，到继续研制、推出、改进和最后产生效益，前后经过了20多年。”该负责人表示，“企业自律是药品安全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关。面对这么多的药品生产，药监员不可能都是专家。”

    一些地方药监部门,也并不认为派员进驻会让监管工作产生多大的变化。

    “我们地方的药监局工作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做法。”3月23日，正在东北某地市场进行日常检查的当地药监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表示，单位并没有针对下派药监员的事专门开会。据他了解，国家派到药厂的监督员对药品的质量也不负主要责任，关键还是药厂如何按比例投原料，按规定生产。药监员并不能直接处罚企业 。

    “我们日常的检查还是以中小企业、市场为主，小的药厂必须监督。而主要的手段还是查看各证是否齐全，抽查的产品也会送到药检所进行检验。”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药监局派员进驻的主要是体内注射剂生产企业，“有质量问题的注射剂直接进入血液，可以一针致命。而口服药顶多是没有疗效，致命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本来就人手不够的药监局，就只能着眼于重点企业了。”

    药品监管需要全面出击

    药品安全并不只局限于注射剂一项，让老百姓全面用上放心药、管用药，仅靠监督员驻厂能做到么？

    “药品安全涉及到药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决不是一个驻厂监督员就能做到的。像‘鱼腥草事件’就反映出药品在上市前，过敏反应试验不足的弊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辛华(化名)告诉记者，“我国药品过敏反应人体试验仅需500例，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要做到四五千例，是我们的10倍。”

    他介绍说，过敏反应通常分为常见的、偶见的和罕见的。除常见的过敏反应外，其余的过敏反应仅通过500例人体试验是很难发现的。“国外一个新药上市要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而国内很多新药一两年就能上。另外，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药量的区别，以及试验和使用过程中的不良反应上报情况也不容乐观，很多指标的数据值得怀疑。”

    针对质疑，一家药企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他们没有那么多财力和人力来完成如此庞大的研究和试验过程。“很简单，对于任何商人，追逐利益是他的最大目标。”

    一些药品在行销中大肆进行的不实宣传，也成为药品安全得不到保障的一大阻碍。

    肖风(化名)曾经是一个药品上市的操盘手，但是他在2004年就因为“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洗手不干了。“从药品生产出来到经过包装上市，药的实际功能和所宣传功能，差距是非常大的。这几乎就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肖风介绍，药品生产厂家在一些地方政府面前是很强势的，如果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的药就会很快卖出去。非处方药因为可以做广告就夸大功效，而处方药虽然不能做广告，但是也可以进行“学术营销”，就是将请来的专家集中起来开专家论证会，不同级别的给不同的钱。专家们会按照药厂的授意表述对药的看法。“只有对药品的销售起作用的言论才被允许说，虽然可能和药品本身并不相符。”

    “一些说真话的专家以后就没有人敢请了，所以，现在对药品的评价都是中性的评价多。因为质量的问题还不是很大，药厂都会把握原则，疗效不会好，但不至于影响生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浈也指出，当前我国制药行业的安全防范意识比较薄弱，产业的集中度比较低，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的同质化比较严重，并且违法医药广告和假冒伪劣药品屡禁不止、社会上不合理用药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都是造成药品安全问题的隐患。吴浈表示，保障药品的质量和安全，需要政府各个部门加强监管协作，尽职尽责，也需要生产企业规范行为、守法经营，更需要社会各界齐心合力。

    对话

    药品监管：不能“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

    主持人：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雪莲

    嘉宾：

    王虎峰 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徐先生 陕西某药品敷料生产企业老总

    辛华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生

    《中国经济周刊》：向药品生产企业试行驻厂监督员能否为医药企业筑起一道安全防线？您对其效果有怎样的预期？

    徐先生：以制药人的观点来看，药品的质量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督出来的，也不是检测出来的。我虽然十分赞同向药厂派驻监督员，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招肯定不行。先不说新政是否会滋生出新的权力寻租，就算派驻到厂的监督员都能坚持原则，抗拉拢拒腐蚀，但是，他们怎样才能做到真正了解每一种药品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又怎么能够做到有效监督呢？

    辛华：药品安全问题涉及很多环节，多、小、散、乱的中小企业白热化竞争，药品审批混乱，公立医院过度逐利，医药回扣贿赂成风，这些看似与药品质量无关的隐患一天不除，药品安全问题也不会消除。具有研发能力的制药企业，要对药品从研发到临床试验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药品上市后，制药企业有责任根据药品临床使用经验，对其使用方法进行持续的监控并改进，这样才能有效确保药品的安全疗效。

    此外，制药企业还应建立不良反应报告系统，随时根据国内外专家的临床使用经验，不断地更新产品的使用指导和相关信息。只有所有的制药企业都能够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药品的质量保证体系及安全的监管机制，杜绝不规范的做法，才能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医生也要对患者的用药进行必要的指导，将滥用药的可能降到最低。

    王虎峰：派驻监督员只是药品监督的应急措施，是对过去一个阶段药品监督管理漏洞的补救，短期看可以遏制当前药品生产企业质量事故频发的势头，解决当前突出的问题，但长期看难以持久。因为任何监管都是有成本的，一个制度运行下去，是要靠一套运行机制，“人盯人”的监管方式成本很高，也不能替代整个监管制度，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从建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目标来看，最终是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来管理。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全国正大力进行药品整顿工作，但据了解，此中却很少触及对监管政策法规的完善。药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到底该如何建立？

    王虎峰：药品质量监督管理体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要建立完善的药监管理体系，首先要完善法律规章，填补制度漏洞，特别是对违规操作、弄虚作假造成重大事故、恶劣影响的企业及相关管理部门，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对责任事故处理做到有法可依。

    其次，监管应做到全方位。药品监管部门不只是为药厂服务，而是为全社会服务，不能只对监管政策负责，而是要对监管结果负责，因此，药品研发、生产、储运和使用都要列入监督管理的内容，监管部门要树立全方位监管和负责到底的思想。

    再次，药监工作重点应当转移，由主要和药厂打交道转移到和消费者打交道，做到审批与市场监督并重。建立市场参与者和消费者的意见反馈、投诉和举报办理体系，在工作机制上体现为人民负责的宗旨，全社会特别是消费者参与监督，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监督网络，以弥补市场竞争的缺陷和不足。

    另外，应实施动态监管，有了政策并不意味着企业会自动执行，通过了GMP认证并不意味着生产环节就没有问题，要常抓不懈，定期和不定期的抽捡。监督本身也要制度化、经常化。

    最后，监管的透明化也非常重要，所有审批信息都要进行公示，接受监督，杜绝暗箱操作和腐败；有关药品不良反应和有关用药问题也要向社会发布，使监管者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记者 宋雪莲）

   国家药监局向药企派驻监督员 实行驻厂监督制度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在一些高风险药品生产企业实行驻厂监督员制度。“我国目前正处在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该局局长邵明立说。

　  邵明立称，药品市场秩序的混乱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安全风险仍存在于研制、生产、流通、使用等各个环节；产品同质化严重，质量保障水平参差不齐，违法广告屡禁不止，不合理用药现象比较严重，假冒伪劣药品在一些地方还有生存空间。